开博好长时间了，今年上半年自己忙的晕乎乎了，什么事情都记不得，也没有什么好的回忆，于是就很少留下自己的文字。今天看了一些觉得“伤心”啊，顺手写下几个字，以告慰我前半年的记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当前广大“编外记者”大军的境况，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是再贴切不过了——他们可以分为这样的“两种人”——暂时当稳了“新闻民工”的人，和想当“新闻民工”而不得的人。他们是那些为媒体创造剩余价值，供媒体廉价驱使，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收入最少、待遇最低、甚至不计报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是汗甚至是血，采访没本、看病没险、失业没保，没有编制、没有平等、没有身份，女生像男生、男生像畜生一样奔波劳碌在采编第一线的广大的聘用、临时和实习人员或者干脆就是免费劳工。 
现状：“半年河东，半年河西”，我拿青春赌明天

    一位自嘲为“新闻民工”的同行的博客文章《唉，记者这职业！》反映的体制外记者的生存尴尬，很有代表性：

     我当过两年记者，当然是民工类的，一直没能进到体制内，在电视台想转个台聘比登天还难，就像现在热闹的娱乐圈，潜规则特别多。咱是八尺男儿，既不能像张钰那样以身体为敲门砖，又不会逢迎拍马，所以，虽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去的，虽然是单位仅有的一个研究生，虽然工作成绩也不错，虽然只是一个省级台的农业节目，但对不起，想转正仍遥遥无期。由满心期待到无限失望再到无比愤怒，这就是我两年来的心路经历，一场噩梦般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在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中结束了。①

    如今，像这种徘徊在体制之外的“新闻民工”或“流浪记者”全国究竟有多少，由于用工媒体混杂、众多和从业者“半年河东半年河西”的频繁流动，无法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是，据有关数据推算，估计不少于40万人。如果算上网站等新兴媒体中从事采编工作的人，这种干着体制内记者同样的工作却享受不到相同待遇和身份的，数量将更加众多。

    随着媒体商业化步伐加快、竞争日趋激烈和就业形势的日益艰难，他们的生存和保障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这一点从今年7月份CCTV一次性清理出1800名属于“不规范用工”的临时人员就可以窥见一斑。

    原因：商业化阴影下的管理异化与人性黯化

    按照曾经在广州多家媒体当过“新闻民工”的曾华锋在其《从打工仔到流浪记者》一文中的说法，“流浪记者”也就是“聘用记者”，90年代初产生于中国，不转档案和户口，不占正式编制。企事业单位所谓的编制，基本上是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存在很多桎梏。所以近年来，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媒体，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相继打破“大锅饭”、“编制”，采取“全员聘任”或“在编”与“聘用”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增加了活力。中央电视台、京华时报、新京报都是这样。②

    但是，这种初衷本来美好的做法，如今在传媒业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已经成为一些媒体榨取“廉价劳动力”，增加资本运作“剩余价值”，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工具。当前很多媒体老总并不是不知道用工要签劳动合同，要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但是“一些媒体的老总在回答为什么不跟记者签劳动合同这个问题时，曾得意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签劳动合同？不签合同，我一年可以省几千万元。’”③

    正是因为奉行这种从降低媒体成本出发，而不是从编辑记者个人成长出发、追求员工与企业和谐发展长远目标的管理理念，众多媒体管理者纷纷引进并创造一些足以使人性异化的“西方式”、“现代的”管理方法，什么“考核制”、“末位淘汰制”、甚至“零工资制”成为一些媒体榨取记者价值的法宝。其实，在西方一些现代企业已经把管理理念从强调激烈竞争，发展到现在推崇共赢合作的今天，我们一些媒体采取的体制内外同工不同酬，并将那些体制外员工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残酷竞争的做法，不仅不“西方”、“现代”，而且还有违管理伦理，甚至缺少人性，为真正的企业管理者所不齿。也正是因为我们一些媒体管理理念上的异化，使一些媒体记者，特别是编外记者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当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连环考核中沦为“弱者”，甚至是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记者们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环境了！一个压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我们能期望他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④
危害：边缘化社会解读不利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按照马克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说法，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说法，在媒体中更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压迫，但是，那些把自己看作是已经被媒体用人制度“边缘化”了的“新闻民工”，他们对于社会事件的解读和新闻报道的视角必然会因为心理的原因而打上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不相和谐的烙印。又由于这些自诩或被称为“新闻民工”的媒体从业人员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大都年富力强、思想活跃，他们在一个媒体虽然处于体制外的边缘身份，却在事实上掌握着媒体的发言权，根据“意识形态无意识”的理论，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又是在看似无意识的潜移默化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他们习惯于用边缘化的心态在采编实践中来解读社会，必然会对和谐社会的建立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不仅如此，那些已经感到被“边缘化”的采编人员不仅难以积极主动地投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而且还会因为考核、生存、害怕被淘汰的压力而不顾新闻理念去追逐自身的短期效益，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去搞“新闻寻租”。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人为地将从业人员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且采取在工资、身份和其他待遇上差别对待的做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有违建设法制社会的治国方针和理念。一些媒体对从业人员采取同工不同酬，人为划分三六九等，采取不签合同、不缴保险、不保证员工休假休息等侵犯劳动者权利的做法，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此外，把体制外的媒体采编人员视为廉价劳动力的做法，也是一种短视的企业行为。媒体作为一项文化产业，同时也是一项事关国家舆论安全的文化事业，对其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投入。任何短期做法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媒体的长久发展。由于一些从业人员在媒体看不到自己成长的空间，也由于“末位淘汰制”的残酷，不得不频繁变动单位，甚至从此伤心地离开了自己当初热爱的专业和新闻理想。有人戏称，“现在是‘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记者换新面孔的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仅次于搞传销和卖保险的”。⑤像这种无法给记者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媒体，又怎能让从业者真心实意为之效劳，如此，又怎能在市场竞争中真正做大做强。

　　建议：早日消解“没有终点的流浪”

    记者曾经被称为“无冕之王”，现在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体制外的媒体从业人员则习惯于“新闻民工”的自诩，甚至自嘲为“无面之王”。他们在为社会的利益“铁肩担道义”的同时，却连自身的“道义”都无法保证，他们在为别人的权利“妙手著文章”的同时，自己的一些权利却无法维护。

    其实在中国是不缺少“记者协会”这样的半官方组织的，但是，这样的组织习惯于为“正规的”、“有记者证”的那些记者服务。

    一位新闻同行在他的打油诗里对自己作为“新闻民工”的种种尴尬作了这样的自嘲：“投身新闻英勇无畏，报道采访貌似高贵，其实生活极其琐碎。为了生计吃苦受累，走乡串巷终日疲惫。稿子被毙昏天黑地，加班加点继续卖力，日不能息夜不能寐，领导一叫立即到位，一年到头加班受罪，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憔悴暗自流泪。屁大点事反复开会，逢年过节家人难会，分分秒秒不敢离位，采访应酬经常喝醉，不伤感情只好伤胃。工资不高自己交税，抛家舍业愧对长辈，身在其中方知其味。记者哪有社会地位，疯疯傻傻自我陶醉”。⑥

    李希光作过这样一个设想，“曾经有人问笔者：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答曰：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我们期待广大媒体和相关行业协会，能够真正关心起这些为数众多的“新闻民工”来。媒体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一样，往往更需要的不是为那些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锦上添花”，而是为那些体制外的弱势群体“雪中送炭”。

    注释：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69149010007f2.html
    ②曾华锋：《调查记者》，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
    ③李希光 孙静惟：《商业化阴影下的中国下一代记者》，《新闻记者》2004年11期
    ④⑤周云龙：《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背后的记者压力》，《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7日
    ⑥http://lhy0011.spaces.live.com/blog/cns!256f2312f80bcb1a!719.entry
    （特约记者 陆高峰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直以来在家里和公司忙碌奔波着，也没有好好休息一下，难得今天星期天可以休息。早上睡到8点多就起床，起来看电视、扫扫地{已经很久没有扫了}，到了中午才煮点稀饭吃，拿衣服出去干洗，想出去走走，但看了一下天气，有点冷，人又有点困，2点多就回去睡觉了，睡到了4点多，很舒服，很久没有这样过日子了。

离开西山的时候
心理非常的矛盾
我也知道扬波也在渺茫之中
而我还不想打破他平静的心理

我记得小何要离开西山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吃饭
他跟我们说
很高兴在西山认识了大家
在西山他留下了很多遗憾

而我离开的那天
我觉得我是必须离开
遗憾我就不敢说
扬波 久众 永盛
送我到宏路坐车
由于东西很多
也没来得及跟他们拥抱就离开了

我给在曾帮助过我的人
每一个人发一条短信
说为了读书 为了将来
我离开西山了

我记得很深的是
作家李志颖老师
看到我的短信
给我回复说
小苏，发现你的信，迟复为歉！如此工作环境，将会不断有志者要辞职的。
不管如何变化，我们的友谊永恒……祝你新的事业成功！常联系！（我新近一直在生病）
这一条很真挚的短信
是一位长者对我的谆谆教诲
我一直将该短信保存至今！

在西山两年一直想把它纪录下来
让我以后可以回忆
于是今天就开通西山日记专类

在西山一起奋战了有
张扬波 狄久仲 徐永盛 徐莉莉
黄志辉 赵雪晶 饶雄英 邹滨鸿
李蔚 何生 赵静 山夫(李凯金)
应该没有遗漏了吧
如果有那也真不好意思
我记得张扬波是新闻组长
做新闻的速度是最快了
也是喝酒最猛了
有酒就不需要菜的人
桌上关于他的话题最多
现在跑到泉州<闽南房产报道>
狄久仲是专题组长
由于是美术出身
他的镜头构图
专题片剪辑都有自己的思想
山东人 但是看不出他是山东人
徐永盛原来是技术组组长
我走了之后 好像是接替我的位置
成了老大
他跟我说他现在很轻松
徐莉莉 永盛的姐姐
原来做统筹了做文稿
西山很多电视通稿都是出自他的手
我辞去组长职位
有接替一段时间
跟我也经常合作
黄志辉 原来西山电视台副台长
现在到校长办公室了
赵雪晶主持人
现在已经回家了 吉林人
何生是后来加入了
也跟我们同甘共苦过
回重庆了

日子这样一天天过
我所期待了和我不想见了
都在我来厦门这一刻出现了
这次对我的考验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也一直在反思
我在厦门学到了什么呢
厦门还有没有我呆下去的理由
问自己！

家在安溪，工作在厦门的我，今日忙于奔波安溪和厦门两地。透过一些事情，让我更看清了安溪，今日含泪写下，跪求有识之人给予分析解辩帮助。
2006年8月3日凌晨发生在安溪和南安交界的收费站，一辆小车被安溪刑警大队拦截下来，车上有四个人，年龄在16到18岁。刑警从车上搜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若干部手机，其中一个17岁的小伙子，是我的弟弟，他自己就一部手机。
当天凌晨送到安溪刑警大队进行逼供，下午三点多全部送到安溪看守所……
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而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什么事情都不懂，只能四处咨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所有的消息就只有安溪看守所一个电话，说你家的孩子在看守所，你们要给他送衣服和钱过来。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母亲整天痛哭，父亲整天神不失守，妹妹每天问哥哥这怎么办呢，我，还能怎么样呢？
一晃而过就是11月多，他在看守所已经有四十多天了，其它三个有的因为有诈骗行为，进开始劳动改造，有的家里比较有钱就处理出来了。而我家里，父亲是一个死守几亩田地的人，而我大学刚毕业，家里什么钱也没有，一些社会关系更谈不上。后来，听刑警大队主办人员说，你们就拿2万过来办取保候审，爸妈就四处借钱，我也动用我所有的同学200/300地借，最后还是不够，我父亲就去借了5000块的高利贷，终于把他给保出来了，本以为这已经结束了，没有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待续……

上班的日子
一直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够休息呢
休息的日子
我一直在想我该干什么呢

一个人最头疼的是选择，
学校的选择 就业的选择
那是自己命运生活息息相关的选择
学校的选择 我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是面临就业的选择
前几天 中国教育台的几个一起合作过的朋友
知道我离开这里
邀请我到北京去 到他们栏目做编导摄像
福建公共频道的领导
叫我回去继续做
我在选择 是我觉得太累

现在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
人才也太多了
如果你不学习 不进步
那你将会被社会淘汰
我也想再学一些东西
厦门我觉得还不错
离家又近
很多生活习性也容易适应
而我觉得
我现在的选择工作
应该是一个能够开心工作的地方
舒适的环境 和谐的氛围
还有成长的空间

厦门格莱德公司
老板还不错 挺和善了
具体的东西还没有谈
也好
利用这个时间
在家好好休息
整理一些东西
难得可以这么放松

今天就进来看看写写吧
最近的心在忙
思绪万千
很多东西还在考虑
很多事情需要选择

我发现
其实盲目的做事绝对不是我的风格
盲目的处理问题不是我所提倡
而我现在就是处在这盲目的阶段
索性就将自己给停止了

思维的停止
心绪的停止
一种无为的思想油然而升

有些时候
真想把所有的东西写下来
做为纪念
但是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
无从写起

十天没有进来写了
其实就是在逃避自己
逃避一些
我不知道的东西
逃避一些
我还心存希望的东西

07年6月19日 五月初五
今天也是传统的端午佳节啊